几乎每隔一段时间,语文课本的增删修改都会引起一番讨论。这其中有几个标志性人物,首先是鲁迅,近几年鲁迅的文章从语文教材中大幅减少;其次是金庸,前几年《射雕英雄传》进入语文课本引起争议;接着就是最新的周杰伦,刚刚修订的小学语文三年级教材延伸阅读收进了他的歌曲《蜗牛》,招来不少非议。 无论争议如何,这些争议的共同点是,这是成年人世界的争论。相比较其他学科,语文课本与时代联系最紧密。对于语文课本的修订者来说,他们的视野、文学水准以及偏好又非常具有个性和时代特色。这就是语文课本为什么屡屡成为成年人世界争论话题的原因。 以鲁迅为例,很难想象有哪个国家的公认大文豪在语文教材的选入上有这么大的争论。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伏尔泰,日本的川端康成,想来这些国家的语文教材在选取他们文章时增删一两篇恐怕不至于像鲁迅这样陷入争议的漩涡。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包含巨大冲突和张力,而鲁迅是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代表人物。鲁迅文章的增删不仅是一篇文章的问题,更是代表一种思想史观是否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事实上,即使鲁迅本人的文学成就得到公认,但仍然有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时大量存在,他们因为各自对鲁迅的认知不同,从而反馈到对其文学的评价不同,从而构成他们在鲁迅文章增删上的公共讨论的源头。 与鲁迅类似的是另一个宏大话题:民国。近几年,一些出版机构将民国国文课本拿出来售卖,得到民间追捧。很多人感叹民国国文课本语言精美,趣味十足。这一股民国课本热背后实际上基于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拒。更深层次地看,民国课本热可能回应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传统中国的亲近,这种传统不仅是文学传统,更是整套的传统价值体系。近年来,新儒家思潮抬头,正是基于社会的这种心态回流。 某种程度上,当下中国正处于众声喧哗的年代。在所有的教材中,唯有语文课本以它选入的文章反映了这种众声喧哗。所以,语文教材将会长期成为争论的重点。如果说语文课本对鲁迅的敏感和民国老课本的流行反映了整个社会思想史观的意见分裂,那么对金庸和周杰伦的非议则反映了精英主义文化对流行文化的缓慢接受度。 金庸和周杰伦无疑首先都属于流行文化。即使金学早已经成为一门学问,但主流文学界对金庸的态度一直褒贬不一。有趣的是,无论学院派多么不情愿,他们都必须正视金庸的巨大影响力。周杰伦同样妇孺皆知,如果撰写港台流行音乐史,周董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问题的关键出在流行文化是否可登语文教科书的“大雅之堂”。熟悉文学史的都知道,今天的很多文学经典历史上都曾经是流行文化。比如四大名著,比如宋词元曲。换个角度看,周杰伦可能类似于当今的柳永。柳三变在世时,史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周杰伦的歌能否传唱如柳永当然另说,但是又怎能轻易就以流行文化否定了呢?流行文化极可能泥沙俱下,但其中可能藏有宝藏。武侠小说流行至今,能在文学史大书特书的唯金庸而已,港台流行音乐,焉知其中不会有歌曲传唱后世数代?(6月18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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