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领导人如何获得资讯？ 杨恒均

活死人 实名认证

治理国家需要资讯。全面、准确的资讯能帮助国家领导人做出正确的判断，片面甚至扭曲的资讯可以让他们铸成大错。粗略来分，各国领导人大抵从三个方面获得资讯：一是来自左膀右臂、身边人与智囊提供的信息与建议；二是来自间谍机构报回的情报；三是来自以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为主的媒体平台上的消息与民意。

拿美国总统来说，上台后成立自己的内阁班子，外界对他内政外交政策的判断，一开始就来自他用什么样的人。在美国等靠选票产生总统、总理的国家，领导人上台前，往往保持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甚至有点模糊的政治立场，更没有当选前就著书立说，把自己那点家底全暴露给外界的。而在东方一些一党执政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上台前也往往是最“平庸”的那位，说好听点就是“韬光养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上台后如何施政，外界往往得从他们身边人与左右手的政治观点入手。当然，有些弱势的领导人上台后出现了副总统主政或者“秘书治国”的现象，正好说明了这一问题。

除了比较正规的智库与研究机构外，对绝大多数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秘密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都必不可少。长期以来，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最先看的就是来自近20个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简报”。相比身边人带来的消息与建议，情报部门显得更加专业，也相对“中立”，尤其是通过技术窃取的情报。冷战时期，间谍机构一度成为美苏最高领导人最依赖的信息渠道。而在一些不相信左右手，也没有开放媒体的国家，“情报治国”的情况很自然就发生了，有些甚至用特务与窃听器治国。

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信息化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决策者越来越依靠大众媒体与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信息，做出政策决定，甚至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美国总统走在前面，中国也紧随其后。奥巴马就常常受到媒体的牵制，白宫多次被媒体报道与分析改变工作日程，有时不得不调整政策。媒体上比较专业的报道与分析，不但可以弥补官僚机构与情报部门的不足与错漏，还可以让决策者更加直接获取吵得最响的那部分人的“民意”。一些领导人过于看重公众平台上的民意与民调，以致造成了依靠民调治国的现象。

不同时代，领导人依赖的信息渠道是很不相同的。例如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媒体，对外情报机构也不发达，对内也就是为了维护统治、打压异己而不是收集信息的特务组织而已，所以那时的皇帝治国主要靠自己的身边人和枕边人，睡对了女人，就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好皇帝，而身边多了一个佞臣，那个皇帝基本上就可以遗臭万年了。

冷战时期的情报工作虽然部分已经解密，但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重视，少有公开的研究。我十多年前在美国做过一个研究，其中一个内容是研究苏联如何被自己的情报机构克格勃（KGB）一步一步带向灭亡。当时，KGB给苏联领导人提供了大量原始的“美国威胁”与“海外敌对势力”渗透苏联的情报，几乎不带任何遴选与分析，这本来没有错，但在苏联领导人不相信国外媒体又把自己的媒体管死的情况下，这些情报成为他们做出决策最重要的依据。

结果呢？克格勃的情报让苏联领导人整天紧张兮兮，不得不拼命扩军备战以对付“美国的进攻”，对内疯狂镇压民众的正常要求以肃清“海外敌对势力”渗透，结果我们都知道，苏联最后是倒在了“内部敌人”手上。对苏联倒台功不可没的克格勃（KGB）们摇身一变，发财的发财，当官的当官，统治这个国家的依然是原克格勃的普京。

不同政治制度与不同体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三种资讯渠道的倚重也有所不同。研究美国、澳洲等一些相对开放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如何受三种信息渠道的影响，是很有意思的。例如，16个情报部门一直是向美国总统提供战略情报的最重要渠道，可这些年下来，随着各国政府资讯的公开，研究智库的专业化与深入，最重要的是媒体与互联网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美国总统在作出战略决策时，依靠更多的反而是智库与媒体。可怜的美国情报机构，逐渐沦落到靠偷鸡摸狗窃取战术情报，以及对付那些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恐怖分子。

虽然同美国的制度与机制不同，但中国领导人也大体是从这三个渠道获取资讯的。然而，渠道都是一样的，但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的信息是否全面和准确，就不完全一样了。十八上，习总提出要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智库，我认为很重要。按说，中国官方支持的智库并不少，为啥还要建立“新型的”？我的理解是，就是要建立能够真正如实反映问题，不避讳不忌惮地给领导人提出建议的智库。目前中国的体制下，下级根本不敢对上级说真话，一些“智库”除了解释领导人意图之外，连个屁都不敢放，久而久之，高层领导人不闭目塞听那才怪呢。

我常常看到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丑态毕露，就很好奇，他们身边不总是朋友、跟班、智囊云集，怎么就没有人真心提醒他们一下？后来人家告诉我，谁像你那么傻，真提意见？死得快！不如溜须拍马，利用领导的喜好而积攒自己的人气与财富。领导死了或者被逮捕了，换一个就行了……是啊，大家还记得当初劝进袁世凯当皇帝的那些人吧？本来对中国从帝制到共和做出了一定贡献的袁世凯，就因为被身边人和一帮“智囊”的忽悠，而成了万世笑话、遗臭万年。我们不应该忘记啊！

当然，国外也不乏这种例子。我常常开玩笑说，要是我为萨达姆工作，他不但不会被活活吊死，且被永远贴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会让他活得好好的，甚至现在还在治理伊拉克。我会让他如何对付美国，如何逐渐依靠现代政治理念治理国家，也巩固自己的权力。可惜，他身边都是像那位宣传部长一样的佞臣，现在回头看，佞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萨达姆死得更快一些。

智囊与左右手重要，情报机构何尝不重要？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不是为了给领导人提供准确与全面的咨询，而是投其所好，只给领导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信息。领导人看到一个地方混乱了，颇不高兴，情报部门不是去找出真正的原因与解决之道，而是立即提供“有人想推翻你”以及“海外敌对势力渗透”、阴谋破坏等等“重要情报”。

这些“重要情报”多方便啊，一句话，不但可以让领导人紧张，增加自己这些强力部门的权力，而且，还把他们平时不好好收集情报以及一些地方的治理不力一下子推到少数阴谋分子与海外敌对势力身上，岂不皆大欢喜？这样的情报机构，迟早要在埋葬领导人，以及把他们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左右手与智囊要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地提供意见与建议，情报机构要准确、全面提供隐蔽信息，媒体则应该依法充分开放，允许不同声音与不同意见发出来。在这三种渠道相对畅通的情况下，领导人大概就能获得足够他们做出正确判断、制定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策决策了。这样的领导人，想不伟大都难啊。

但现实中这样的领导人几乎凤毛麟角。问题不仅仅在领导人身上，还有他们的手下，以及体制。多年前我曾经为最高决策层提供“资讯”，当然是通过一些机构层层上报的。后来我发现，最后呈现在决策者面前的“资讯”恰恰去掉了最重要的那部分，而留下了那些辅助、包装最重要部分的边角料，我是很彷徨和迷惑的。当然，据说是被左右手与最高智囊机构删除、修改了，因为担心会触怒国家领导人。这个体制从来都是唯上而不求真。

互联网出现后，我想来想去，觉得写免费的博客，比那些有时一字的“稿费”高过一百元人民币的政策建议更值得去做。多年后，一位熟悉我的某领导人亲口对我说，你的博客比以前通过体制内上报的“重要信息”更真实、对国家发展更有裨益。他还说，也有更多领导人看呢。

其实，我还是一样写，只不过不再被“上级领导机关”删除，被早就奴化的官僚机构“规范化”而已。这也显示了领导人获取信息渠道的些微变化，他们可能也知道，国家供养的几十万智囊、助手与情报员大多时间在忽悠他们以获得经费与工资。所以，我真希望领导人身边的人、部下与各种纳税人养活的官方智囊，一定要有所担当，不唯上；而情报机构，能够更真实，更全面提供各种秘密情报，不要误导领导人。

至于媒体与互联网，我认为始终是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了解民意、获取第一手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但我也很担心，官方对媒体的管控在加强，而对互联网的忌讳常常溢于言表，我认为这是要不得的。

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我觉得首先应该用在“依法治网”上——对网上危害国家安全、侵害个人权益以及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打击，但同时要依照宪法等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这不单单关系到公民的权利是否被保护，也关系到国家的各级领导尤其是最高领导人是否可以获得最真实的民意，从而制定出正确的决策，不让国家退回老路、滑向邪路。

这，算是我通过博客提供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情报”吧。

杨恒均 2014年10月 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