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的岁月---生活随笔
迷茫的岁月---生活随笔刚满五岁的我，被置身于一个比较陌生的居住环境，孤独感油然而生。我很难快速融入这个新的环境，原来的活动习惯、思想情感都与这里的小伙伴有些不同，游戏的内容也不一样。起初，我只是被这里的小伙伴取笑、议论，后来发展到一些小朋友排斥、欺负我，我与别的孩子争吵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一来，我就给父母亲带来了一些麻烦，上门来找我父母投诉的小朋友与大人就越来越多了。我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一直比较严格，从不护短。只要人家上门来投诉我的问题，她一概都相信，并马上采取措施惩罚我，轻则重骂几句，重则是用竹枝抽打我，教我记得忍让，让我学乖。我受惩罚的事经常发生，这是一些小朋友最感欣慰的事。后来，找我父母投诉的现象更多了，不管有理无礼，母亲都是重重教训我，进而，我就成了母亲的出气筒，一段时间后，我就有些疑惑了，并产生了一些叛逆心理。面对别小朋友的欺负与排斥，我只是感到迷茫与无奈。起初，我感到失落，郁郁寡欢，甚至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怨恨自己的父母不和睦、不会保护孩子，这也让我更思念自己曾经的伙伴与原来的快乐生活了。在新环境里，我的一切又得有个新的开始，经过一些事情后，我认识到自己必须认真学习这里的小朋友热爱的游戏，必须学习夹着尾巴做人，必须学会取悦母亲，让母亲不生气。起初，父母惩罚我时，我还申辩，或是逃避，后来，我就忍着疼痛，让父母惩罚，显得非常倔强。
据说，当初，父亲是出于让我们母子二人过上稳定日子的动机而辞去公职的，他从一名国家干部，转变成了标准的农民。一段时间后，可能父亲后悔了，进而痛恨起我的母亲，所以就经常找我母亲出气，轻则骂人，重则殴打我母亲。父亲弃政归田后，理了光头，样子更吓人了，简直成了笼罩在我心头上的一团乌云。原来样子显得非常潇洒的他，自从理了光头后，性格都变了，变化得野蛮了，变得爱打骂孩子了。同时，他也不太与外人接触了，只是经常醉酒，脾气也就更坏了。
在新的居住地，我家宁静了几个月。母亲怀着大妹，带着疲乏身子，忙着服侍为我家建造新房的工匠师傅。父亲每天要做很重的体力活，精心安排建房事务。快六岁的我，教训已经不少了，也显得懂事了一些，现在学着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务，主要是照看生病的弟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房子终于建成了，我们住进了新居。父母因长期干重活，营养差，身体都显得很瘦弱。那时，母亲得了一种耳鸣病，听力明显减弱，经常心烦意乱，经常做恶梦，听力明显下降。同时，多病的大弟还是经常得病，有时还得由母亲带着住房院治疗。总之，迁家后，我家面临的困难很多很具体。
家和万事兴。而我的父母争吵打架成常事，随时有离婚的可能。真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何原因，我不知道怎样才好。所以，我只是心存不安，消极过日。旁人的议论，不时传到我的耳旁，大人的隐私我也不便去猜测。我只是同情与深爱着母亲，不希望家庭破裂，只希望父母能恩爱如初。每当我父母发生争吵，围观的人总爱议论纷纷。我家的社会地位日益低下，这让我的幼小心灵蒙受了极大耻辱。
1963年3月的一天，我的大妹降生了。本应该上学的我，因家庭困难，父母感情不合，弟妹要人照看等原因，我只能困在家中。那时的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学上的孩子呀!我经常站在自家门前呆呆望着那些上了学的同龄人。他们一心上学读书，心中没有我这积蓄已久的忧虑，没有我所经历的这般情感折磨，没有家父母离婚，家庭解体的危机感。我多么向往那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学校生活哟!我几次向父母提出上学的请求，母亲只能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一言不发，转身就暗自流泪去了。父亲却对我没好口气地说，家中困难，我们一家人的命都不好，明年再看情况。我只能耐心等待明年的上学机会了，明年我家又将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听天由命吧!我长期被关在家中，没有伙伴陪玩，就像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孤独小鸟。不过，我有自己的法子，我用奇特的方式来排除寂寞。我在看护弟妹的同时，学着制作玩具，我学着制作小弓箭、小高跷、小木枪、弹弓、绳拉风转机和竹筒水机关枪等等，我还学着玩泥塑呢，并尽情地想象外面的快乐事情。
每当我拿着自制的玩具出去时，小伙伴们都用特别的眼光看着我，看样子还有几分佩服我了，他们邀我作迷藏，玩老鼠过街和抓特务、打日本鬼子的游戏，我的接受能力较强，一玩就着迷，者忘记主动回家，甚至忘记吃饭。最终，总是要父母来严厉地唤我回去。
光阴似箭，转眼又到新的一年。1964年开正，刚满七岁的我,黄昏独语-美文，从看护弟妹的单调生活中解禁，终于背着书包上学了。除了上学，我又有了新的工作任务，从上学的那天起，我得学着放牛，每天早晚都要外出放牛，还要照看好牛舍，让牛舍保持干燥，还要及时给牛添加草料;此外，我还是要用一定的时间照看弟妹，父母太忙时，还得请假在家照看弟妹。这一些，是乡下农家孩子常做的事。我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是十分可笑的，有些令人叹惜。我的启蒙老师叫张深山，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性情有些偏执，终身未婚，中晚年的他还去庙里作了和尚。虽然他的书识不多,平峰山，可办事还算认真。学生都畏惧他，我很敬畏他。我的学校是设在一座离家一里路的庙里，有二十多个年龄悬殊的学生。四个年级的学生合在一间教室上课，这叫复式班教学，效率是非常低。老师对学生进行管理与教育的方式、方法都很简单。学生每天只是朗读与背诵，还练写大、小毛笔字。老师不会讲授算术课，只教学生学算盘术，学三十六盘圆、大九归、小九归，减乘用反推。较高年级上课时，低年级的学生就默写课文。学校长期是唱读的音乐厅，大人门路过学校，当然高校，那里长期书声朗朗。可是，学校是不开设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的，可劳动课不少。我也喜欢劳动课，因为劳动课比较自由，基本上处于放羊状态。学生只是去老师的菜地劳动，还种一点试验地，到时，学生可以拿着自己种的南瓜、红苕回家，以获得家长的称赞。学生几乎每天都是背着书包、挑着畜粪上学。老师要求学生懂得师道尊严，稍有违规，就得重罚。惩罚手段主要是：打竹板(称戒尺)、揪耳朵、关地穴、关学和自残等。学生平日见了老师，就象老鼠见了猫一样。
由于我上学时，只有我一名新生，所以老师决定不开设一年级。因学校没开设一年级课程，我只得读二年级的课本，参与二年级学生的学练过程。我上的第一堂语文课就是学认与背诵记得去年今天，妈妈送我上学，这对于从未上过学的我来说，是多大的难度哟!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就得接受老师的惩罚，如果家中布置的事务完不成，还要遭受家长的打骂。从此，我就有了繁重的精神负担，我只得早起晚睡。放年时，我还得早读，读书时，我还要操心牛的情况，由于我的营养条件很差，身体发育慢，个子矮小，体质弱。我的心理负担不比大人轻，由此，我每天吃不进东西，经常拉肚子，肚子痛，时常是低烧不退，手脚冰凉。我们每天至多能吃一顿米饭，多靠吃杂粮度日。有时，我怕因早晨放牛而上学迟到，于是我饿着肚子赶往学校。这样，我的体质日益下降，出现经常做恶梦、头晕、四肢无力等症状。我经常得红眼病，头部长疖，还得了关节炎，严重时，不能走路，骨节处红肿。1965年，我重读小学二年级，继续接受张老师的严格约束与教导，不过，张老师对我这样的留级生进行了一些特殊的教育。这年，我与别的学生有些不同，主要学习任务是认读与背诵大量的《四言杂字》、《百家姓》、《天支地干表》和《昔时贤文》等课外读物。1966年的一天，我的老师被红卫兵带走了，说他是封建迷信头目。这真是学生们没想到的事，他在校，像一团乌云，如果学有校没有了老师，学校就是一盘散沙。平时，我只是见过老师经常虔诚地站在墙壁前静默，并向挂在墙壁上的竹筒添加供品，焚香，合掌念拜。我一直认为老师是善心之人，每天在祈求神人保佑我们读书进步。老师被带走后，我老是惦记着他，期望他平安归来，因为他是善良之人。不久，学校来了一位公办老师，名叫成家基。他的个子瘦高，面相和善，我也很喜欢他，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就摸着我的头，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他开始教我们学算术，给我们讲爱党爱国爱民的大道理，教我们写作文，还引我们上体育课。在他来我校之前，我从未见过篮球，更不懂它的基本比赛规则，他经手为我们学校买了篮球，让我们每天玩得欢，学得好。我在他的辅导下还学习了识音乐简谱与唱歌，这学期，我的学习成绩提高很快，心胸也开朗了，学习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他只教我半年时间，真是太可惜了
1967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成了明瑞德老师的学生，他是上过中师的人，所以学识、见识都很不错;他上进心强，年轻有为，我很尊敬他。他不但教我们学文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经常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举办故事会，他给我们讲人民英雄的故事，并让学生练习讲故事，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我从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产生了成才报国意识。
1968年初，我到下桥中心小学去读五年级，当时的班主任是万敬松老师。那时，正是文革的大批斗时期，农村地区也掀起了批斗风、游行热，一些政治狂人呼风唤雨，大搞斗地主、批走资派活动，他们带着那些被专政的对象戴高帽游行示众。有些不懂事的学生还用棍棒与竹根抽打正在受罪人，我见了那场面，真是痛心至极，暗自伤心。因为，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被抽打时，肯定会感到疼痛难忍。那一幕幕批斗场面，让我至今难忘，想起还觉得寒心，那是多么残酷的场面呀!有位同学的母亲因出生于地主家庭，被红卫兵用腰抽得头破血流，已经是面色惨白的她最后被逼得跳进粪坑以寻死。有些年纪大的走资派被红卫兵强行驾飞机，最后，他们不是晕倒在批斗现场，就是被打得鼻青眼肿。我还听说过一些地方搞起了武斗，像战争年代一样，时不时还枪声四起。一些红卫兵对被专政对象实行最残酷的烙刑，进行逼供。那时，学生没有正式课本，我们只是读诵《毛主席语录一百条》，或是《老三篇》和一些派系编写的政治攻击歌谣。才十一我们都爱酱肘子岁的我，每天也参加过毛主席语录讲用会听一些人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心得体会与做好人好事业的经验，一些年纪大的学生还要积极参加批斗会，书写大字报参加革命小将大串联，搞重走长征路活动，我们背着行装，举着红旗，列队翻山越岭，进行野营训练活动。我当时就能背诵《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可是我不太懂里面的道理，只知道表面意思。那时，我胸前挂过毛主席像章，背过毛主席子语录袋，读过红宝济南白癜风治疗多少费用书，参加过多次忆苦思甜现场会，戴过红小兵臂章。可就是不太关注学知识学文化更谈不上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读五年级的我，经常被派去执行一些政治任务：有时，我们拿着喊话筒站在山头上，大声朗读最新指示与中央文件;有时，我与几个同学一起扛着红旗，戴着红小兵臂章，背着毛主席语录袋，举着毛主席像牌，去拦守一些路段，禁止行人自由通行。因为闹得太厉害了，学校最后无法保证学生的人生安全，老师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所以，学校最终停课了，这就被一些政治流氓称为停课闹革习。惯于上学的我，没学上了，因为老师都回原籍了。我们只能听一些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安排，去附近农村的家家户户检查两件事：一是看各家门顶墙上写忠字没有，二是看各家屋内挂上毛主席画像没有。如果哪家没有这两件宝贝，就要通知他们的家人去学习班，接受洗脑。那时我好迷茫哟，像是无家可归的人，像是在看戏、像似在做梦。一段时间后，我们又听到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可原来的老师已经离开学校了，社会处于混乱状态，所以，我只好又回到早年读书的小学去参加复课，又一次成了明瑞德老师的学生，这时，我的心还是踏实多了。1969年我还是读小学五年级，这不是留级，而是让小学生不辍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动乱，学生都产生了厌倦政治的情绪，不少学生与家长，都希望能正常读书学文化知识，复课后，我的学习成绩提升很快，胆子大了，人也调皮多了，我还敢与那些说我父母坏话、欺负我弟妹的孩子打架。那时的学生，不论是多么小，也要参加走出校门参加农业生产锻炼，由于我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在家里的上山打柴活路，我的体质增强，社会影响力明显增大了这为我后来读初中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1970年春天，我到下桥初中读书了。这期间，学生的学习生活就显得比较正规了。我的学习成绩刚开始是处于上等水平。曾凡柏老师任我们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余中柱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课教师，教化学课的熊新模、教政治课的邓乾金等老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还敬爱着他们。总体而言，老师是公心的，他们在给学生灌输一定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积极引导学生参加许多有益的教学活动。在此学习期间，我的思想文化素质得到了明显提肇庆激光冰点脱毛价格升。可惜，当时的课本太浅显，校外劳动和农忙假太多。那时，一些行政干部把学生当作农业生产的突击队员，经常安动员师生参加大场面的农业劳动。当时学校还流行两种风行一时的活动：一是演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我们的音乐课就成了老师教唱样板戏的时间，学生在课前、会前，以及集体劳动休息的时刻，都要唱样板戏选段以鼓舞革命士气;二是学习红军长征精神,幸福在哪里，举行野营拉练活动。让学生们背着行装，举着红旗，向很远的地方跋涉、行进，以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当时的政治氛围太浓厚，各种政治绳索束缚着老师的手脚，影响了老师们的工作主动性与创造性，也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劲头。不少学生热衷于向老师提意见，写大字报、小字报，批判智力第一，分数挂帅的思想。当时，初中是实行二年制，我14岁就初中毕业了。我在读初二年级期间，得过一场重病，休学时间长达一个来月。具体重病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也说不来了，只记得我在康复期间，很想吃肉。家里困难，没钱买猪肉，母亲就把刚买回的二斤肥油煮给我吃了，当时我是吃得很香的。我的学习因病重而中断，学习成绩明显下滑。原来非常自信的我，现在是困难重重。虽然我暗自下了决心，争取补上失学的功课，可效果是不明显的。直到初中毕业之日，我还是忧在担心，生怕自己上不了高中，担心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落后。有不少老师了解了我的情况后，都耐烦地帮助我，鼓励我。不少同学把课堂课笔记借给我看，帮我补上那些缺失的课程内容。十多天以后，我感觉自信多了，心理压力明显变轻。我从内心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1972年春天，我成了排市高中的学生。那时排市是一个区，下辖五个公社，我家就住在下桥公社西元大队四小队。我进高中那年，全国的政治形势昆明做无痛人流手术要多少钱 [仁爱490]基本稳定，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当时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全国的各行业、各领域都在搞整顿，教育也不例外。国家为了方便群众子女上学，就把高中办到了农民的家门口，一些知识功底雄厚，能力强的老师也被派往农村的新办高中任教师。他们多有服务基层、服务人民的思想，他们安心教学工作，立志作大贡献。在此期间，许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涨，懂得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理，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文革后期，全国人民痛定思痛，只希望国家安定团结、繁荣富强。所以，同学们努力学习，认真对待每一场考试，力争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我在学习上也有如饥似渴之感，专心志学，力争成才。多数学生虽然基础不扎实，可读书勤奋，还能认真练习，安心听课，力争德智体全面发展。我的成绩提高很快，取得的考试成绩常常成都去狐臭手术哪里好能令人刮目相看。那段时日，我家人口多，弟妹都要上学，显得比较困难。由于营养条件差，我的生理发育很慢，很不正常。因没有青菜吃，我常得眼疾。我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周边的小山上去寻采野果，以补充营养与能量。我曾因想吃糖，我就尝试饮食糖精。实说，那时的我很缺乏生活常识的，懂得的科学道理也很少。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啥想吃糖，因我吃糖精过多，结果中毒了。整个晚上我处于烦躁的失眠状态，那是多么难受哟!如果中毒死亡了，也没有谁知道这其中的原因的。当时我的个子非常矮小，老坐在教室的前排，这也给我带来不少方便，老师也比较容易关注我，加之我有记忆力较强的长处，所以我的学习成绩的确还可以。平日，我好象有一些余力,治疗肝血管瘤要多少钱，所以，我总显得雄心勃勃，还想立志成名成家呢!当时，轻狂的我还想当作家，成诗人，为实现此目标，我坚持用诗歌写日记。在学校开门办学、外出搞大场面劳动时，我都是广播稿件的撰写人，我用笔书写自己的所观所感，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我的毛笔字本来也写得不错，到高中，我这一专长也派上了用场。每逢班上办节日墙报时，我就积极参加书写与组稿。
我读高一时，教数学兼班主任的老师是徐隆瑞，比较器重我，平时的教学程序都注意我的实际情况，把我当作了解学生情况的参照对象。读高二时，担任我们班班主任与物理课教学工作的柳俊生老师，他较关心我，经常利用课后时间辅导我，使我的物理课(工业基础之识)成绩提升较快。余中柱老师一直担任我的语文课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初中到高中，他一直是我的语文课教师，我非常敬佩他，因为他有开阔的胸襟，较广泛的知识与兴趣，他的语言生动准确，分析课文入情入理，板书整洁，联想能力强，还善于引经注典。所以，他成了我的终身学习的楷模。当然，让我佩服的老师是很多的，我一直从内心感谢他们，如英语老师黄复海、政治老师雷鼎铭和孟昭银、化学老师陈绪牢、高二时的数学老师戴玉楷等，我现在只能思念着他们，愿他们能健康长寿，百事顺心。只可惜当时的教育还是不太规范的素质教育，学校对地理、历史、生物、物理、化学等课程的教学都不够重视，作为副课，课时安排很少。那时，学校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还有搞形式主义的陋习，动不动就把学生拉到田头地边学农，甚至还把工人与家民请到课堂上来给学生讲课，这纯属于糊弄学生，，很不切实际，这纯属于浪费我们学知识的大好时光。高中学习期间，虽然参加校外劳动的时间少多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狂热性也降温了，但那时高中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战备观念、反修防修意识教育，经常把学生带到一些现场去观看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罪证资料，去听一些老人作忆苦思甜报告，还抽拿出专门时间举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我们都怀着爱国心、民族恨，政治热情参加一系列教学活动。那时，我们的体育课，有一大半时间用作军训，进行队列训练，还进行投弹、刺杀、实弹射击等方面的训练，请转业军人或人武部干部给我们讲军事知识。学校为了改原来寒假毕业为暑期毕业学制节律，使我在高中学段读了二年半。1974年7月，我才高中毕业。
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让我变得自信、自豪。然而，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那场政治运动在我燃烧的青春之火上浇了一瓢冷水。本来雄心勃勃的我，只好带头迷茫离开了学校。不管是成绩同好的学生，还是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都只是毕业离校，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让人深感迷茫与失落，好像失去了继续奋斗的目标和动力。我与其他同学们一样，只得听天由命，被动地回归父辈正在忙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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